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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瑞士:離地國度的平衡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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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些關於北韓人權的倡議工作,這個星期我代表現時所屬的機構,回到曾經居住兩年多的日內瓦。作為一個倡議者,回到這城的感覺跟是很不同的。以前都是在聯合國機構的一些「秘書處」工作,經常是在準備會議,職責是主要協助一些「外面的人」商討議題,作一些可以影響世界上很多人口的決定。

而今天我回來的身分就是這些「外面的人」之一。當然,我並不是那些可以直接事情發展的國家代表。感謝聯合國給平台我們這些NGO,在外交人員商討各國人權狀況的同時,可以有短短的幾分鐘發言時間。另外,還給我們一個「平行時空」,在同一場合提供地方,說我們想對有權者表達的。這就是所謂的parallel event了。

在日內瓦忙了三天,我還去了瑞士的首都伯爾尼(Bern)。不是旅遊啦。原因是國際特赦組織的瑞士分會在此。能夠跟這裡的二十多位同事談談我的研究,看見他們高昂的士氣,對自己的工作也很鼓舞。另外,少不得是去外交部做一些游說工作。這方面,其實我還是新手。不過同一個話題說過很多次,基本上已經懂得就不同的對手而作調整。

不能不說,我對伯爾尼的感覺還是要比日內瓦好得多。明明是首都,卻又充滿著小城的風貌。這次只能匆匆的來匆匆地走,但已經滿足了不見它多年的想念。

現在我又再回到日內瓦的路上。想起今早走過童話一樣的街景,同時看著車窗外遠處的雪山,實在很嚮往。也很可惜回到香港後已經跟這些景色離開很遠、很遠。不過同時,我亦深深感受到,瑞士真是一個美得容易令人離地的地方 。

這幾天回到日內瓦,跟一個已離職的舊同事聚舊,他也用Golden Cage來形容我們曾經工作的地方(本來屬聯合國機構之下,現在已經脫離)。待遇方面真的是沒有任何怨言,單看這方面,還有這裡的生活質素,真的令人貪戀得走不動。我眼見更多同事是因為人與人合不來的原因而離開。

而我自己為什麼離去嘛?當然也有眾多原因。個人方面的固然有,留學、回歸亞洲、決心去鑽研北韓,想成為一個國家的專家也是其中之一。但也有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因:當時在這裡做扶貧發展項目,其實是與真正的持分者,也就是受助的人隔絕。當時的工作崗位也未能給我多到現場考察的機會。因此,跟貧窮國家的現實距離越來越遠,也是一個覺得不宜久留的原因。當然,有相同感受的亦不只我一個。

結果,人走了。當時決心去學的韓語算是能說了,跟脫北者、南韓的對北援助組織,寫了一篇關於糧食政策的論文,就連北韓的農村也去了好幾次。當日離開時說要做的都做了嗎?算是向自己交了帳。

幾天以來也有好幾個人問我會不會考慮回來日內瓦工作。世事難料,如果有任何用得著我的地方,Never say never。

北韓人民何時才享通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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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月前再次核試之後,聯合國宣佈對北韓實施新一輪的制裁。條款除了禁止各類經濟交易之外,同時亦禁止各國與北韓在物理、電腦模擬、航天工程等方面的技術交流。

在北韓政府眼中,必然認為嚴厲的制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封殺,令國家更加陷於被孤立的狀態。然而,金正恩及其政府亦必須省察,他們對於國內外通訊所作出的極端操控,才是令社會、人民處於孤立的致命原因。

北韓人民至今仍然不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國內沒有獨立於政權的報紙和電子媒體。即使早在2008年北韓已經開通手機服務,但絕大部分國民仍然難以用合法的手機打出國際長途電話。除了國內網絡所提供的北韓網站之外,他們日常亦難以接觸互聯網上任何來自海外的資料。

這個被包裹得緊緊的國度,尚有細小的一扇窗。在接壤中國的邊境地區,便有人使用走私運入的手機,透過中國的手機網絡,試圖打出國際電話。如果使用的是智能手機,則更可能透過數據服務使用其他的短訊應用程式。

雖然政府仍然以強硬措施制止外來資訊流通,但北韓人一直努力嘗試打破與世界的隔膜。國際特赦組織在南韓和日本訪問了多名脫北者,以及一些熟知北韓狀況的學者、專家等,並根據他們的經歷發表了一份名為《音訊隔絕》的研究報告。

受訪者普遍認為走私運入的手機十分昂貴。他們成功離開北韓之後,如果要聯絡沒有購備這些手機的家人,往往要找中介人的幫忙。中介人的主要功能是協助脫北者透過非正式渠道匯款給家人。過程中,脫北者可以透過中介者的手機跟家人對話。除確認收妥匯款外,亦可以報上平安。

然而,從南韓匯款到北韓,最少的數目一般也要一百萬韓圓,折實約九百美元,而且當中的三成是用作支付位於中國、北韓等地多名中介者的費用。只是想跟家人談談電話而已,這樣高的代價能說得通嗎?

要付出代價的,還有北韓當地的人民。不論是提供中介服務還是使用走私手機,在北韓都是違法的。如果被當局人員發現跟已前往南韓的家人對話,更會受到刑事檢控,最嚴重的可能被告以叛國罪名。

受訪的脫北者表示,一旦因為使用走私手機而被逮捕,除非有足夠金錢賄賂官員,否則很可能被送往各種勞改設施。

一名受訪者指:「要利用走私手機跟國外親友聯絡,必須長途跋涉的走到山上,以逃過當局發出的干擾電波。同時,對話必須保持簡短,否則就很容易被當局人員捉拿。」

2011年金正恩上台之後,邊境的守衛變得更加森嚴,北韓政府亦同時加強打擊跨境通信和任何私人性質的貨物運輸。國家保衛部亦開始利用各種來自外國的探測儀器,試圖追蹤並阻截中國的手機信號。

北韓人民為了與在國外的家人和朋友保持通訊,真是用盡千方百計。另一名受訪者又稱:「對話很可能被竊聽或錄音,我們在對話中大都使用暗號,亦絕不會說出親友姓名。手機在不使用時,要與電池分開存放,以免當局人員在搜查時看見通話紀錄。」

除此之外,受訪者亦透露,他們會透過光碟、外國廣播等等的媒介取得外來資訊。然而,北韓政府仍然通過 一種稱為「人民班」的鄰舍分組制度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包括他們所收看的電視節目。一旦被發現觀看南韓的電視節目或電影,便有可能被控以「收聽敵對廣播」的罪名。

國際特赦組織在此促請北韓政府准許人民自由使用國際流動電話服務,同時容許他們利用互聯網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並自由發放信息。另外,北韓政府亦應尊重人民擁有私隱的權利,立即終止對於通訊的一切監視行為。

在國際通訊發達的時代,掌握實時的資訊對於改善生活能起巨大的作用。因此,北韓政府必須確保禁人民與外界通訊的自由。這樣亦可加強北韓人民與外界社會之間的了解,促進國際和平。

--- 刊於2016年3月9日《信報》

自那天,我再度與北韓「音訊隔絕」

不經不覺,在這機構待了兩年。 明天是第二年的最後一天,也是很有紀念性的一天。我在這裡撰寫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要發表了。這份報告題目為Connection Denied ,中文譯名為《音訊隔絕》,寫的是北韓人民的外界通訊是如何被當權者徹底斷絕。

當初進來工作的時候,知道上手研究員的重點項目是北韓的勞改營,有想過不等到試用期滿,便離開不做。始終,因為上一份工作經常出入北韓,跟當地政府官員與 農場幹部有合作,或多或少對於這個國家的想法有調節。以前關係友好的官員,他們不願談,不願面對的真實,某程度對於我來說都是難於接受的。換了一個機構, 角色、立場都不同了,某些事情要寫要說,感覺就彷彿要出賣以前的合作夥伴一樣。

我怎樣的處理這種矛盾才是?頭幾個月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知道機構原來因為斯諾登事件而關注通訊被審查、監視的問題。我開始看見我和這個機構之間對於北韓還是有共通的觀點,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一向以來,我也深信如果要改變北韓,必須讓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與外界溝通、交流。不分國界,在不受監視和控制之下尋求、收發資訊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基本權利。

在忠於自己,但不負機構期望之下去寫這份研究報告,其實當中也受過其他人權運動人士所質疑,甚至是壓力。有些人會問我,那些勞改營,從此就置之不理嗎?當然不是,但我希望把精神用於本身在轉變中,而我們可以有更大影響力的事情。通訊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在種種流言蜚語之間,的確有處理的不夠圓滑的部份。但同事、上司,還有日、韓分會的支持是沒有間斷的,也是我能夠完成的重要動力來源。 不會誇口說當中有很多驚世的發現,但與脫北者接觸的過程中,發現他們辛苦嘗試開啟與外界之間的一扇窗,的確是有著不少汗與淚。

由始至終,從當初親身走進北韓,到如今可能沒有機會再踏足這片土地,我其實都只是希望它不再封閉,人民和世界不再音訊隔絕。那政府要是始終不肯改變的,就願人民以自己的方法,以科技來將它改變。

作為人權工作者的抉擇:寫在雨傘週年(3)

2015.9.28 群眾衝出夏慤道,向金鐘海富中心進發的一剎。

2014.9.28 群眾衝出夏慤道,向金鐘海富中心進發的一剎。

(接上篇)
2014年3月,基於種種原因,我從扶貧發展轉到人權的界別工作。當時選擇這職位,主要是因為可以仍然運用和深化我對於朝鮮半島的知識。

開始時是怎樣都想不到,2014年會是香港本地人權打壓異常嚴重的一年。幾個月前我工作的機構賣旗籌款,網上有位朋友大概是說:「以前, 我會覺得捐錢給這機構是幫助世界上其他國家。今次感覺到從未如此接近… 」可見雨傘運動期間我們組織的工作和曝光率。

作為東亞地區團隊的一年,我的工作其實並不包括大中華區的人權工作。在雨傘運動監察警方的工作,理論上我並不需要參與。不過,其實到去年今日9月27日為止,我還是有嘗試以觀察者的角度去協助的同事。

不過,我擔演這個角色的時間比較短暫,並以9月28日下午我在龍匯道附近不自禁的跟人群一同衝了出夏慤道的舉動而告終。

加入這人權組織工作之後,有一點比較意外的,就是發現公平的選舉制度並不列入其工作綱領之內。機構是會盡力維護市民表達自己意見、公平集會的基本權利,但這 並不代表一定跟集會人士有相同的訴求。觀察集會和參與集會,必須分得非常清楚,一旦做了被認為是示威者的行為的時候,就不適宜繼續觀察了。

到9月27日為止,「佔領」並未正式開始,我感覺在政府總部發生的都是以學生為主導的行動。相對來說,我是比較容易叫自己站在一個比較後方的位置去觀察。

9 月28日凌晨,三子在壓力下宣佈提早開始「佔中」。鑼鼓是打響了,但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時分,其實跟之前幾天的狀況無異。當日1點多,沒有決定好自己是什麼 身份的我去了龍匯道。由於警察不斷封鎖防線,一批市民在無法前進部向政府總部之下,開始在馬路嘗試迫使汽車空出一條行車線。這一個幕我仍歷歷在目。結果在下午三點鐘前後,我已經把參與者和觀察者的模糊抿去,成為了第一批衝出夏慤道東行線的市民之一。

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抉擇,其實很簡單, 我們香港市民,為了自己的將來,講得出做得到。自從6月10日,中共發表了針對香港情況而寫的白皮書開始,我就一直在問:「說好的佔領呢?還要等什麼時候?」831決定出爐了,三子還是繼續選擇拖延。928凌晨終於肯開始佔領,但佔領了什麼呢? 我們是如何向政府表達我們的焦急,施加必須的壓力呢?縱然知道到要人大撤回831決定是非常苦難,但還是必須嘗試。

因此,在沒有看見中環被佔領的時候,很多人跟我一樣都選擇了運動的起點:金鐘夏慤道。

9月28日當晚,嚐過催淚彈之後,我一度退守到金鐘附近的辦公室。安頓後,我跟一位同業談過。她指,其實跟自己的同事也是說:不必要做觀察的人,就算多一個直接落場參與運動都是好的。之後,我便沒有顧慮,成為了這場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之一。

結果,79天的佔領並沒有成為我的人權工作實習。我還是集中的處理南北韓的事情,下班就去佔領區寫論文。不過,一年以來對於如何監察政府的學習是非常多的。一方面 是從旁觀察我機構其他同事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因為我也要負責觀察離遠觀察南韓的示威。起碼什麼時候說警察使用「過度武力」,什麼時候說它們是使用「不必要 武力」,現在都清楚了。

身上的刀是磨利了。不過,假若有一天香港人要再次走到街上爭自己的民主,我也盡可能不想做什麼監察,而會選擇利用這知識去協助運動本身。我們還有這一天嗎?

戰爭是解決方法嗎?

広島・原爆DOME 此為一座建築物遺址,原本是廣島縣產業獎勵館,位於日本廣島縣廣島市市中心、元安川河畔。1945年8月6日,美軍以原子彈轟炸廣島,爆炸中心附近的建築物幾乎全數被夷為平地,僅此圓頂屋勉強屹立沒有傾倒。今日的原爆圓頂被作為該起事件的紀念物而獲得保存,屬廣島和平紀念公園的一部份。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此紀念物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 - Version 2

今晚參加了一套關於北韓的電影的演後座談。過程中,被問及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面對北韓這樣的政權,戰爭是解決方法嗎?

聽到提問之後,一陣子的衝擊是有的。據同行友人事後分享,觀眾席上亦有人發出有聲的反應。

學國際關係的我,明白這位朋友的提問是合理的。甚至乎,最近一兩個星期南北韓之間再起事端,北韓選擇對南韓在邊境的「大聲公」廣播還以炮火之際,我也曾經懷疑過美國和南韓會否選擇一了百了,以暴易暴把金氏政權一下子幹掉。始終,來自北韓的挑釁好像是沒完沒了,大家都快沒有耐性了。

不過,在討論戰爭是不是方法之前,或者應該先問問這位朋友,當我們說北韓「這樣的政權」的時候,我們要對準的是什麼問題?是它對外的軍事威脅?還是對人民的統治方式?

今晚電影的背景是北韓九十年代的糧荒,演後座談一直談的都是與北韓政府是如何的無法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種種的人權侵犯。我相信,當時我和其他觀眾都是著眼與後者。

不過,無論要對準的是什麼問題。選擇開火的人,還是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只擊落這個政權而避免傷及無辜的平民。

沒錯,北韓的政權對外諸多軍事挑釁,對內則嚴重侵犯人權。但可想到,一旦種下戰火,雙方交戰定必蔓延。如果平民不保護,造成死傷無數,流離失所,那可能是更嚴重的人權侵犯呢。

剛剛過去的假期,造訪了廣島和長崎。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於美國的兩枚原子彈之下,陪葬的是接近二十萬無辜平民百姓的生命。當時,尚有日本在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以及在太平洋與美國不知何時才能完結的戰役可借為解釋。但除了悲痛之外,兩枚原子彈尚留下了不少難以解決的疑團。換了是比較低殺傷力的武器,沒錯可能會減少傷亡,但亦可能無法快速的了結這場戰爭。結果,人類的選擇是快速了結,而且是成功了。但是,這就代表它是我們日後也可以接受的方法嗎?

結論:站在人道立場,除非北韓真的做出更明顯的侵略性行為,否則我個人認為武力並不可能是解決該國現狀的可取方法。

所謂北韓真實的一面

正當大家興高采烈的討論電視台是否應該停播尚未出街的北韓「旅遊節目」時,其實憶起自己不少以往在北韓工作時考慮過的事情。

2012-13年間,由於上一份工作的關係,經常進出北韓做扶貧發展的工作。目前電視台遇到的指責,其實跟當時有可能受到的批判非常相似。把資源帶進北韓 做農村發展,總有人會認為你是取代了當地政府的角色,令他本來需要用於人民身上的資源可以用到軍事上去。還有,如常地會有人關注你帶進去的資源有多少真正 是能夠用到受助社區上的問題。

當時,我用了種種方法嘗試說服自己,試圖令自己相信我是在限制極多的環境之中做了對的事。在資源運用方面,我只能假設當地人民無法對政府宣示不滿,所以不 論是否有外來組織把資源帶進農村社區,政府還是會把相同地多的資源用到軍事上去。因此,我相信當時的工作是有附加價值的。

至於政府會否把部分的救援物資拿走的問題,其實可以分成幾部分去看。其實當時的項目支出,有一定百分點是用到項目行政和運費等等的事情上。當項目金額本身 不小的時候,其實這個數目在感覺上是大的。雖然如此,最重要是把這個數字和本身需要落到社區的資源分開。這樣才能確保社區所需要的資源都能夠成功運到。 其次,就是提供什麼的問題。有一些資源,例如白米、鋼鐵等,其實是相對容易被其他政府或軍事部門挪用的。我們只好盡量避免發放這些東西。至於其他的,盡可 能是算擇農業專用的機器。如果需要建築材料,則可能事前到現場視察,了解他們要建的是什麼,然後確保材料運到之後能夠建造出本來說好了的設施。

要重複的到項目現場視察,並且擴大自己的行動範圍,其實贏得北韓當局的信任是最為重要的。 為了工作得以繼續進行,並得到他們合作,讓我們有更多在社區視察的機會和時間,有些衝突我們是必須避免的。例如,我曾經在文件中加入了一些並非由他們官方 報導的資料,結果把跟我合作的那些年輕官員氣個半死。所以,後來我都盡可能不採用由南韓方面發出的資料。另外,現場拍得的照片、影片等等,都必須經過他們 批准才能在網上公開。如果公開了他們認為事標榜他們國家落後一面的照片,同樣對於彼此關係有負面影響。

這些妥協,都是為了確保合作關係良好,他們按照指定的手法執行工作,並確保我們能夠要求到社區確認所有的資源都已經送達,而且用得其所。 彼此之間增加了解,並且增加了信任之後,合作可以說是愉快的。當然,對於我們在當地的自由度,還有用什麼方式協助當地社區等等的拉鋸是仍然繼續。當他們帶 我去吃燒烤的時候,心裡還是會記掛者鄉間那些連基本食糧也不夠的人。但這不是反檯、連飯也不吃的理由。

或者是因為要把正面的改變帶到當地,所以我們很多時著眼的都是北韓正面的部分,特別是當地政府本身願意嘗試的轉變。例如,2013年當地政府開始容許外國 人帶著自己的手機入境,無需在把它留在機場,其實是令人雀躍的。當然,這些改變相對於當地對於人權,特別是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打壓是微不足道。但很多時,就是看見這些機會而令我們敢於去要求他們做更多的。

在當地極端的政治規限,再加上國際社會的制裁之下,我們在當地可以做的事情,或者在輸入物資的安排方面都遇到很多的限制。很多時,我們都會需要採用偏離於 慣例的方式,例如透過第三者匯款、或者在當地採購來歷不明的柴油等等。這很多的事情,在機構願意信任的情況下還可以去做。一旦換了領導人,而他選擇不信任 的時候,就更加變成內外不討好的事情。

一直以來,指責北韓政府的聲音很多,在大部份情況下這些批評都是有理的。但是,有些組織和個人會基於當地人權狀況或者核武器問題等理由,而去盲目指責正在 北韓工作、可能需要作出適度妥協但努力嘗試對當地社會帶來改變的人。其實,這只會令到本來已經不易完成的任務變得更舉步維艱。

我明白,任何人跟北韓政府合作都有可能反過來被對方利用。這次電視台拍攝的旅遊節目,也許亦不能把當地最真實的一面帶給香港觀眾。電視台也許會設想到本身 所需要承受的風險,而對很多事情都選擇避重就輕。當然,想繼續批評的人可以說電視台的妥協是為了收視、為了商業利益,跟為了做扶貧發展工作而作的妥協不可 同日而語。但我撰此文只是想說明一點, 當去到這些位置,其實困難不但是可以想像到的,也是我所曾經經歷過的,僅此而已。